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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分彩官网,分分彩平台,分分彩软件 跨越太平洋的铭记:西方首个南京大屠杀纪念日设立

2017-12-14 00:47:37作者:王璇 浏览次数:11726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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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西方首个“南京大屠杀纪念日”设立――

  跨越太平洋的铭记

  记者 高

  动议通过的那一刻,所有议员起立、鼓掌。

  “爸,妈,你们在看着我吧!”在加拿大安大略省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动议通过后,华裔女议员黄素梅站起身,流着眼泪对着会场里全程录像的摄像机喊道。

  她讲的是英语。她自小从香港移民到加拿大,家族里一位近亲曾被侵华日本士兵强暴。

  一年多以前,黄素梅在安大略省议会提交了将每年12月13日设为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“79号议案”。这条议案已在议会通过了一读和二读程序。然而,由于一些力量的阻挠,它始终被搁置,至今未能列入三读程序。

  又一个12月13日来了。南京大屠杀已经过了80年,见证历史的老人犹如风中残烛。在80周年纪念日几天前,最年长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、100岁的管光镜辞世。目前,登记在册的幸存者已不足百人。

  黄素梅决定先退一步,先通过相关动议。与议案不同,动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,但它的通过意味着,安大略省成为中国境外首个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地区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告诉中国青年报?中青在线记者,这说明通过多年的努力,南京大屠杀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。

  动议通过时,加拿大亚洲二战历史教育中心行政总裁刘美玲坐在旁听席上,和4位来自中国、韩国、菲律宾和荷兰的日军慰安妇老人一起哭得稀里哗啦。她按捺不住兴奋,又忍不住觉得凄凉,“老人受了这么多苦,突然有人理解她们,这真的是最大的安慰。”

  为什么人们纪念犹太人大屠杀、亚美尼亚大屠杀和乌克兰大饥荒死难者,却对南京大屠杀知之甚少

  一年半以前,黄素梅找到刘美玲,希望和他们一起“为历史做点事”时,对方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。

  刘多年来致力于在加拿大中学推广二战历史教育,黄曾在多伦多的教育委员会任职,两人是知根知底的朋友。

  很快,一份主张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议案被提交到了安大略省议会。黄素梅在里面指出,安大略省居民熟悉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的历史,却对日军在中国的暴行闻所未闻,对于他们来说,“学习和反思南京大屠杀所带来的深刻教训非常重要”。

  这份在2016年安大略省议会编号为79的议案,被称为79号议案。

  如果不是20年前读到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的《南京暴行:被遗忘的大屠杀》一书,刘美玲也会是黄素梅在议案中所指的“闻所未闻”者。她生于香港,十几岁时移民加拿大,殖民地学校的历史课里从未提及这段历史,家里也没人讲起。书里的内容让她觉得震撼又羞愧。

  那本书出版时,她的朋友王裕佳刚刚创办了加拿大亚洲二战史实维护会。

  王裕佳是一位医生,见过数不清的生离死别,唯独读这本书时,看十几页就“顶唔顺”(广东话“受不了”),没法再读下去。他至今记得,书里记录日军将初生的婴儿抛到半空,再用刺刀刺死。他不明白人类怎么会这么残忍,“这不是人做的事”。

  在美国学医时,王裕佳的宿舍对着一座犹太教堂。每年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周,都有很多学生到此参加活动,了解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的黑暗历史。最让他震撼的,是犹太社区动用了所有的资源去普及历史,“让世界不会忘记他们的痛苦”。

  同一时期的亚洲战场,却没有同样的纪念方式。“难道中国人的生命就比较廉价,就没那么宝贵吗?”

  王裕佳生活的安大略省,人们纪念犹太人大屠杀、亚美尼亚大屠杀和乌克兰大饥荒死难者,却对南京大屠杀知之甚少。他觉得不公平,遗憾正义没有得到伸张,一心想为被无视的遇难同胞做点事,“让30万冤魂历史走进西方社会”。

  那时,张纯如的作品刚面世,还没有被西方主流社会接受。王裕佳在多伦多走了15家书店,都没找到这本书。可他只看到杂志上的一页简介,就认定,这本书一定能把被埋没的历史还原回来。

  他从美国的出版商那里买到了2000册,自费邀请张纯如到加拿大,以史维会的名义在当地举行南京大屠杀60周年纪念音乐会。2000本书很快被人们排队一抢而空。刘美玲买到的,就是其中一本。

  2004年,张纯如自杀辞世。刘美玲接到了王裕佳的电话,决定一起“做点事”。

  刘美玲给张纯如写悼词,连夜翻看了一大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,读到伏案大哭。她第一次深思,该怎么去实现张纯如的遗愿,让更多人知道南京大屠杀。

  在加拿大,南京大屠杀是一段真正“被遗忘的历史”。王裕佳没想到,华人社会对他的努力,反应异常冷淡。有人不知道,有人压根儿不想知道。他们觉得,人要往前走,不要回头看,几十年的时间都过去了,“还搞来做什么?”还有人问他是不是想煽动仇恨,让中国人憎恨日本人。他沮丧极了,几乎觉得那段历史注定要被埋葬,从此不见天日。

  刘美玲的亲友也不理解。最刺痛她的不是西方人的无知,而是华人社区的冷漠。很多华裔父母在子女面前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,还有华人团体打电话来骂她,说她另有目的。她心里气愤,又无可奈何,“你是中国人,你怎么可以这么讲?”

  她相信,要是79号议案通过,那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就“再也没有什么借口了”。

  9岁就随家人从香港移民而来的加拿大国会议员关慧贞,也有类似想法。11月30日,她在国会发表声明,缅怀南京大屠杀死难者,并呼吁加拿大政府将12月13日设为南京大屠杀纪念日,以悼念死难者。

  关慧贞依稀记得,小时候曾听父母说起过南京大屠杀,但她真正了解这段“黑暗的历史篇章”,还是在20年前。

  当时,她在温哥华担任市议员,应史维会卑诗省分会之邀参加了一次摄影展。那是她第一次正视这场西方人口中“被遗忘的大屠杀”。从那时起,她决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提高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,因为“只有改变对历史错误的认识和记忆,才能找到治愈与和解的办法”。

  黄素梅和关慧贞的举动,很快引起了日本媒体的注意,右翼媒体《产经新闻》撰文称,加拿大很多地方出现了反日的苗头,今后的状况不容大意。

  “日本人不高兴了”

  去议会投票支持79号议案前不久,议员彼得?塔布斯收到了一张“来自日本人的奇怪明信片”,上面称大屠杀后南京人口“不减反增”,还声称南京人当年与日军相处和谐,“每个人都爱戴我们,所有人都拥戴占领部队”。他把明信片扔了出去,“饶了我吧,这太疯狂了”。

  所有能以一票否决的方式决定79号议案命运的安大略省议员,都收到了这张印刷精美、没有署名的明信片。

  为了阻止79号议案的通过,14名日本国会议员联合署名,向安大略省议会寄送了一封意见书。日本众院议员原田义昭称,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是由华裔居民发起的反日活动,“可能在相关国家间引起不愉快争论”,必须阻止。

  “日本人不高兴了。”一位自由派消息人士告诉《多伦多星报》。

  在加拿大,所有私人提出的议案都必须经过议会的3次听证,分别被称为一读、二读和三读。一读只是将议案登记入册,二读则在辩论后由所有议员投票。全票通过后,议案就会被提交到省司法政策常务委员会审议,准备三读。

  79号议案在去年12月8日全票通过了二读,但私人提案的数量太多,绝大多数在二读后都如泥牛入海,从此杳无音讯。没有三大党派的强力支持,它根本就没有机会重新走进议会接受辩论投票。

  如果不在2017年年底前通过三读,79号议案就会自动失效。着急的黄素梅一面继续为79号议案奔走,一面又提交了同样内容的动议。

  场外,日裔团体“彬彬有礼的阻挠”从未停止。他们游说议员,发起集会抗议,联合媒体造势。直到10月26日,议会针对新的动议投票和辩论当天,还有好几个蒙面人在议会门前抗议。

  议会大楼外的暗流涌动,让安大略省省长凯瑟琳?韦恩深感不安。她特意找来王裕佳,向他咨询了很多问题。她担心79号议案会在安大略省的日裔和华裔社区之间制造分裂,让他们彼此仇恨。

  王裕佳对韦恩打比方说,加拿大纪念犹太人大屠杀,但从来没有德国人和犹太人在加拿大发生冲突,79号议案也一样,它只会促进中日两国公民对话和解。

  可无论他怎么解释,都没法打消省长的疑虑。

  张纯如走上的那条路,同行者越来越多

  为了帮助79号议案尽快“闯关”,2017年年初,史维会在多伦多推动了十万人签名的运动,还在各大华文媒体上刊登请愿表格。王裕佳带着团队成员四处出击,约见游说各党重要成员。

  听说此事,正在多伦多读大学的殷宇佳决定去做志愿者。她每逢周末就跟一群“爷爷奶奶辈”的同道中人到商场、街道和学校,向路人征集签名。

  让她伤心的是,她遇到的外国人没有一个拒绝她,很多人还因为以前没听说过这件事觉得不好意思,反倒是很多华人担心信息被泄露,害怕遇到诈骗,不愿留下真实姓名。也有华人觉得整件事都很没有意义,理由是――就算签名也无法真正左右政府,就算政府设立纪念日,也不能去让日本人道歉。

  殷宇佳没那么悲观。对这个24岁的江苏姑娘来说,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从来都不遥远。有一次,老师在高一的英语课上读了村上春树的一本书,里面有对战争的描写,她就推荐老师在课堂上播放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。

  那节课使世界其他地方的同学都掉了眼泪。殷宇佳第一次看那部纪录片的时候,从开头第5分钟一直哭到片尾,哭了一个多小时。硕士毕业后,她开始在史维会实习,经常在社交网络上“科普”历史知识,很多朋友给她点赞。

  在加拿大,像殷宇佳这样热心传播历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。7年前,史维会举办一个大型国际会议,邀请了100位年轻人做志愿者。会后,在多伦多大学攻读法学博士的王馨荷就来到刘美玲面前,说要在大学里建立史维会分会。目前,已经有5所大学成立了分会。

  5岁就移民到加拿大的王馨荷曾在读小学时跟着老师,去养老院采访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。她开始对中国的战争史产生兴趣,却只能从影视作品和家人口中了解一二。

  去年,她参加了一家美国民间机构组织的亚洲二战历史游学,到中国参观了很多战争遗址,也接触到了相关的作家、学者、律师、博物馆工作人员、非营利组织人员。在整个旅行团里,她是年纪最小的一个。

  在王馨荷看来,年轻人是最有能力改变和影响未来世界的,如果他们忘记历史,“这样的未来是很可怕的”。

  刘美玲第一次真正面对慰安妇受害者,是在2006年夏天,她带领20多位加拿大教师来上海考察学习,以翻译的身份访问南京大屠杀幸存者。

  此前,她看过很多书、证言和照片,却从来没有这样“一个活生生的老人”站在她面前。

  一位老人一直平静地讲述自己的故事,但说起她承认自己是慰安妇后养女离开了她,终于忍不住大哭,哭得停不下来。另一位老人已经患上老年痴呆,但听到“南京大屠杀”5个字,眼里瞬间闪起了泪光,“就好像想到了很多事”。

  刘美玲又气又痛,“她什么都不记得,却只记住了最痛苦的时刻”。

  整整7天,她每天从早上7点忙到晚上七八点,一个接一个地访问受害者,强忍着眼泪提醒自己要“专业”。摄像机一停,她再也控制不住情绪,放声大哭。

  但无论如何,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。她当初带着和张纯如一样“义无反顾的坚持”走上的那条路,同行者越来越多。

  从2004年开始,史维会每年暑假都组织加拿大教师赴中国学习,后来陆续还有美国、德国、日本、澳大利亚和韩国教师加入。在安大略省教育局的支持下,他们到学校里讲学,还在2005年将南京大屠杀纳入了中学历史课程。

  南京大屠杀70周年时,史维会拍摄了一部关于张纯如的纪录片。不久,多伦多教育局通过决议,为当地每所中学订购了这部影片的光盘,供历史老师教学使用。也是在同一年,史维会花了9个月时间推动,由议员邹至蕙在加拿大国会提出一项动议,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妇道歉,并作出公正及有尊严的赔偿。

  当时,一位部长坚决反对这项动议,几乎达到了“刀枪不入”的状态。他不知道这段历史,坚持认为日本已经道歉,没必要再做这样的无用功。刘美玲邀请他观看张纯如的纪录片,请他参加慰安妇的见证会。听了4位老人的证言,他的态度逐渐转变,成了最坚定的支持者。

  “我们一定要找到传承的人,不是一个人,而是很多人”

  79号议案虽然尚未通过,但那份动议的通过和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设立,已让很多人看到了效果。有这份动议在,79号议案就有机会重新被打捞出来。

  动议通过后,刘美玲松了一口气,可更艰难的任务还在前面等着她。如果不普及历史教育,很多人并不清楚这个纪念日代表着什么。

  王裕佳68岁了,每周要花至少20个小时在这份义务工作上,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。刘美玲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退休,或是因为身体问题不得不停下来。她把殷宇佳和王馨荷这样的年轻人称为“和平使者”,盼着他们能留下来。

  “我们一定要找到传承的人,不是一个人,而是很多人。”她告诉记者,“他们才是未来。”

  她多年来坚持带女儿做志愿者,教育女儿从小不要忘记二战史。长大后在巴黎学习服装设计的女儿在毕业设计中选择“慰安妇”作为主题,这让她感到欣慰。

  从去年开始,史维会开始举办夏令营,邀请中国和韩国的学生到多伦多,“从历史中学习人性的价值观”。加拿大的大学生则被派到中国实习,再回到学校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。每年8月的日本无条件投降纪念日,很多年轻人都会来参加史维会举办的“和平节”。

  王裕佳买下了一块地,计划筹款900万加元,建一座亚太和平纪念馆及教育中心,让更多学生来这里学习,了解南京大屠杀和日军“731部队”。

  他说,这不是为了挑起仇恨,而是“打开通向历史真相之门”,让人们从历史中领悟和平与和解,别让历史重复过去的悲剧。

  他拿出了一份纪念馆设计图样,上面画着一组图案。第一行象征着日军没进入南京时,所有人都是站着的。中间是日军进入南京后,人们都跪在了地上。第三行是南京大屠杀发生后,所有人都是躺下的,但还有一个人生还。

  “这个人会说出真相,告诉全世界的人,南京城发生过什么。”王裕佳解释。

  按照计划,安大略省的首个南京大屠杀纪念日――今年12月13日当天,黄素梅将在省议会宣读有关南京大屠杀80周年纪念日的声明,她还争取到议会同意,让每位议员佩戴“和平之花”。当晚,当地华人团体将在议会大楼前的草坪上举行烛光悼念会。

  尚未通过的79号议案里说:“在安大略省将12月13日设为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很重要。它将为所有安大略人、特别是亚裔社区提供一个机会,去聚集、铭记和致敬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及其家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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